导语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竞争激烈、机会不公、社会分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困惑。打工人需要找到平衡生活质量和职业发展的方式。雇主也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激励和留住优秀员工，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2021年底，共享文档项目“WorkerLivesMatter”风靡一时。这份由四位中国95后发起并维护的文档，邀请打工者匿名填写所在单位/公司的上下班时间、地点、一周工作天数、35岁以上基层员工比例等信息。仅仅两天时间，就有超过6000人填写，并吸引了数十万人浏览。

这个文档牵动的是所有工作者的行为、情绪和态度——上班这件事，正在超过他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放工只想回家，回家只想瘫着，不想再营业”“不要说生孩子养孩子，谈朋友都没力气”……这些场景和思绪在中国跨地域、跨行业存在。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加班社会。

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针见血：“你越是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少思考，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你的那些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多。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然而，减少自己生命的部分，已成为常态。

当加班难以避免，在领导看不到的“后台”生成隐秘的抵抗策略，就成为一种团结。这些策略被社会学家称为“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是斯科特（Scott，1985，1990）从马来西亚的农民和现代工人身上发现的共同特征。

今天，社交媒体成为下位者最重要的匿名分享后台。某新浪微博账号（90万粉丝）常常发布职场感慨，获得了广大打工人的共鸣。网友在账号下抱团取暖，分享自己在加班社会中的遭遇，并彼此支招——拖延时间、降低领导预期、夸大工作完成度、表演在场、吐槽、敷衍无视、迁移发泄、组织抵抗、拒绝内卷……

通过这两份打工人记录资料：“WorkerLivesMatter”以及微博评论文本，本文呈现打工人在加班社会中的怨言和隐痛，并尝试给出一些对策建议。

01

互联网大厂是加班重灾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China

加班的秘辛，互联网人体会最深。我们从共享文档中收集了1259条有效数据，记录了不同岗位打工人的日常上下班时间。

互联网大厂员工自我报告的数据显示，加班现象普遍，下班高峰在20:00至22:00。其中，开发、前端、算法和后端四个岗位的问题更明显，部分开发和算法岗位员工甚至自述下班时间在零点前后。跨行业比较来看，金融行业下班时间分布在17:00至21:00。而体制内单位的职员，往往能够在18点前离开办公室。（见图1）

早在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就预言每周工作时间将大幅减少。2030年，可能会减少到每周15小时，人们将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但愿景没能实现。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却越来越长。社会学家罗萨（Rosa，2013）将现代化的这一面概括为“大加速”——一般的生活节奏，也就是单位时间内的行动次数明显增加；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以来，工作主导生活各个方面，工作对家庭生活形成“殖民化”。

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看到，中国城镇居民每周工作时长在过去五年里持续攀升。2020年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47小时，相当于每周工作六天、每天8小时；或者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近10小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国家正在尝试实施一周四天、总计32小时的工作制度。在中国，许多人仍然难以享受到一周五天、每天8小时的标准工作制。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见图2）

互联网行业的加班问题引人关注，但这并非孤例。相比之下，许多实体行业的从业者却鲜有发声，他们的职业可见性较低，权益保障较弱。我们分析数据发现，相比于一线城市的工作者，二三线城市的打工人更有可能享受不到双休假期。他们的假期替代形式包括单休、大小周工作、无休，以及不定时加班——也就是随时可能被通知工作，打工者无法完全放松享有周末时间。（见图3）《过劳悲歌》的作者杰米·K.麦卡伦指出：“这种不稳定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与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不稳定的收入、情绪动荡、家庭冲突、性别不平等、生态不稳定，以及所有个人的不快乐都有关系。”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工时最长的五个行业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修理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每周平均工时都超过49小时，最高达到50.1小时。

而在平台社会，算法筛选和奖励引导下的零工劳动时间更长。作者团队曾在2017年访谈15名深圳市的网约车司机，其平均工作时间为10-13小时。这个数字与一份2016年对3929名网约车司机的调查结果一致，他们的全天工作时长在10-12小时。2019年，作者对深圳外卖员的调研结果还显示，529名骑手平均每天工作11.036小时，平均每周工作6.793天，合计时长已超过每周70个小时。

在餐饮店内外与时间竞争的外卖员和洗碗工，在格子间加班到深夜的互联网工人，对时间的寻求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气孔，以提升绩效。辛苦不止于北上深杭的写字楼，不过是可见与不可见的区别。

02

被动加班、主动加班、无班可加

Harvard Business Review-China

“996”工作制度引发了员工和雇主之间的激烈争论。然而，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并非所有员工都反对加班。猎聘发布的《2020年90后职场人洞察报告》显示，近八成的90后表示，如果薪资足够高，他们愿意接受“996”。相比之下，只有不到12%的90后坚决拒绝加班。剩下的10%则表示无奈地接受加班，只因“没有办法不接受”。

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劳动价值如何被评估？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情绪和观点的碰撞，也带来了被动加班、主动加班和没得加班（“被优化”）的人群划分。

持有负面情绪的评论者是被动加班的代表。他们抱怨自己在职场的遭遇，身心俱疲——“为什么要无意义地单休、加班、熬着？难道这就是生活吗？”

而另一群人展开了对加班意义的辩论。他们尝试主动加班，其实质是对劳动剩余价值的争夺——如果无法享受应有的休息权益，那不如努力争取加班本应获得的金钱补偿。“年轻人到哪儿都是干活的。真的能躺、待遇还好的地方就看情况了吧。”（见图4）

这反映了加班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在竞争激烈、机会不公平、消费升级、社会分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困惑。打工人需要找到一种平衡自己生活质量和职业发展的方式。而雇主也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激励和留住优秀员工，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时间成为一种重要的纪律与资源。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在《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指出，时钟的发明和普及使得时间可以被切割、量化、交易和消费。工作方式也从以任务为导向转变为以时间为导向。

也有一小部分主动加班者，选择替代性解释、与自己和解。“自己给自己能量，不然能咋办？新家离单位五分钟好快乐！”他们用一种积极心理干预的技法勉励身心，转化心态。将加班中收获的任何积极线索转化为“小确幸”。但这依然可能陷入“补偿性消费主义”的陷阱——终于回到家中，买一件美妆、补一集综艺。他们在过劳工作中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只能通过消费娱乐来寻求短暂的满足感。“工作占据了现代人太多时间，生活成了奢侈品”。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柏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对此深有见解：“人类工作越来越辛苦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某种奇怪的施虐受虐逻辑论证法，通过这种逻辑论证，我们觉得只有在工作时不断感受痛苦，才能赋予我们那些隐秘的消费主义愉悦感以合理性。”至少，被货币尊重过，再用货币来补偿，而不是毫无收益。而这样的收益，沾满打工者的秘辛。

在中国，35岁以后的职场危机又是一个普遍而严峻的问题。“被优化”的新中年们，是一群无从加班的人群。（见图5）

我们对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基层员工年龄分布进行了数据分析，发现互联网等民营企业中，只有26%的员工表示他们所在部门有超过一半是35岁以上的人员。相比之下，在国企与政府机关、金融行业，这一比例分别为41.8%、39.0%，明显更高。

同一份数据中，有15.2%的互联网等民营企业填写者表示，所在部门几乎没有35岁以上的基层员工。在快速变化和竞争激烈的行业，非升即走是基本逻辑。罗萨没有预料到，加速筛选，也是“大加速”的一部分。

2020年《经济行为和组织》期刊刊登一项研究，分析了40余个国家的1400万人的数据，发现无论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无论问题是如何提出的，也无论回答是如何打分的，不快乐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有人的幸福感都呈现U型曲线，两边高中间低。比如压力（Stress）在30-49岁间压力最大，之后慢慢下降。70岁左右的压力，与20岁以下的人变得差不多。35岁左右，家庭生命周期走到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职业生涯来到不进则退、不进则走的节点，两者叠加，加剧人到中年的况味。而今天特定行业的中年人面对的，可能不是加班与否的问题，而是在不在岗的问题。

03

摆脱无效加班

Harvard Business Review-China

打工人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对工作和生活的价值观。宏观社会层面，需要多方参与来改善工作生态；而在个体层面，至少一个共识是，需要摆脱无效加班，即摆脱非理性的“被自愿”竞争。

1、直接和领导沟通，表达合理合法需求。

寻求有效的上下级沟通机制，让双方都能理解对方的期望和困境，并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沟通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诉求，不要含糊其辞或者无效抱怨；其次，要有事实和数据支撑自己的观点，不要凭借主观感受或者情绪化；再次，要有尊重和同理心，不要指责或者质疑对方的能力或者动机；最后，要有灵活和妥协的态度，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者利益当然是重要的，但也应该关注共识，获得有建设性的方案。如果沟通失败或者遭遇明确的不公正待遇，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2、 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和拖延。

提升自己在有限时间内创造最大价值的能力。提高效率和质量需要以下几点：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和优先级，并制定合理可行的计划；其次，要专注于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并尽量避免分心、打断、拖延等影响效率的因素；再次，要持续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流程，并运用有效的工具、技术、资源等来提高工作质量；最后，要定期反馈、评估、总结自己的工作成果，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所以，你需要的不是加班加点，而是任务导向的敏捷工作。而提高工作效率解决不了的加班，才真正指向公司层面结构性的问题。

3、学会拒绝无关紧要或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任务。

要保护自己免受过度压力或者无效努力。学会拒绝需要以下几点：首先，在接受任何任务之前，需要仔细评估任务本身是否符合你当前职责范围、是否对项目进展有重大影响、是否在你目前能力水平之内；其次，在拒绝任何任务时，有必要给出合理、具体、礼貌的原因，并尽可能提供其他可行性建议或替代性方案，尤其是面对值得你信任的同事，说出你的顾虑是一个好方法，这可以让发出请求的人了解接受或拒绝对你的影响，并为你获得缓冲时间；再次，在拒绝任何任务后都需要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协调，并及时跟进相关事宜。

4、保持良好身心状态，适当休息放松。

核心是关爱自我、平衡生活。而保持身心状态可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健康饮食、睡眠、运动等基本习惯，并定期体检，掌握身体状况；其次，在工作之余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比如正念活动、静坐冥想等，来缓解压力、调节情绪、提升主观幸福感；再次，在适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些奖励和激励，比如旅行、休息、学习等，来增加自信、满足感和成就感；最后，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寻求专业的帮助或支持，比如咨询师、医生、朋友等，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并释放压力。

2019年以来，“996”“福报”被打工人和观察者口诛笔伐，却成为许多行业和企业默认的规则。同时段，“社畜”“摸鱼”“躺平”等反向词汇在社交媒体上流行。根据波兰尼的分析，每一个市场建设或“经济重建”时期都会诱发反向运动，提供新的社会保护体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自己的属性和节奏，这与市场交易逻辑有区别，一旦脱缰的市场出现明显的作用，人类社会产生抗拒并形成“反向运动”。

归根结底，过量劳动，无疑是当代社会种种社会疾苦之一。布迪厄与合作者在两卷本巨著《世界的苦难》（La misère du monde）中基于数百名普罗大众的访谈资料，揭示法国“日常生活中的苦难”：贫困住宅区的生活、媒体的污名化、公共服务退出的后果（尤其是公共服务代理人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冲突）、工厂中社会关系的瓦解、工人集体希望的丧失、身份认同与文化继承的困难，等等。珠玉在前，本文通过两份资料讨论广大劳动者在后台发声的“潜隐剧本”。更多的问题，诸如这些怨言和隐痛的根源和解决办法，期待更多的研究与实践。

加班不只是个人命运，而是与企业、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因此，真正理解普通公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离不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弥合个体命运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微妙关联，从而破除常规化的虚假仪式和科层化的日常操作，用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大众，这可能是大量困顿的解药。

叶韦明 赵鹿鸣 | 文

程明霞 ｜原文编辑

叶韦明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财经传媒专业协调人。多次获得中国数据内容/数据新闻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在《新媒体与社会》《商业人类学》《网络产品开发与管理》等课程上探究技术-商业-社会的关系。赵鹿鸣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财经传媒专业毕业，数据叙事方向的自由撰稿人。目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讲授数据可视化课程，同时从事人机交互与智能媒体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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